提出那個主意的，是小柳。
「法國有一間醫院，這一門手術是全世界最頂尖的。」他站在病房門口，神情很慎重，「她的傷不只在角膜。這種傷，全世界敢開這一刀的醫院，一隻手數得完。角膜的來源、配對、開刀，那邊都比這裡更有把握。我認得那邊的人，能替我們安排。」
「不過有件事，得先講清楚。」他頓了頓，才開口，「那邊剛好空出一個配對的名額，是別人臨時讓出來的。可是這名額有時間限制——對方要我們三個禮拜內給答覆，三個禮拜內人沒到、手續沒辦好，這名額就順給後面排隊的下一個。錯過這一次，再等，就沒個準了。一年，兩年，還是更久，誰也不敢說。」
三個禮拜。
那幾個字一落地，整間病房的空氣就跟著往下沉了一寸。它不是那種可以慢慢商量、慢慢捨不得的數字。它像一口架在脖子上的鐘，秒針走得比誰的心跳都急。
從那天起，那口鐘就掛在我心裡。扒飯的時候、寫題的時候、夜裡睜著眼睛的時候。二十一天，變二十天，變十九天。每過一天，就少一格能挽留的縫。
小柳大概也怕我反悔，隔幾天就來問一次：「以恩，你想清楚了嗎？名額那邊……我得給人家一個準話。」他問得客氣。我知道他不是在催我，是那口鐘在催他。到後來，我一看見他站在病房門口欲言又止的樣子，心就先揪起來——又少一天了。
「我送她過去。」他說，「安頓好，人交到那邊手上，我才放心。」
我站在床邊，指甲掐進手掌心。
我知道我該謝他。這是豆丁重新看見這個世界的、唯一的，也是最後的一扇門。
小柳是同志，這件事我比誰都清楚——當年豆丁去牽他的手，鬧出那場天大的誤會，到頭來，也不過是場誤會。要說託付，這世上再挑不出比他更讓我放心的人了。
可是要說心裡不酸，那是騙人的。憑什麼，能親手送她過去、看著她走進那扇門的，不是我。
而且，「法國」這兩個字，一前一後扎進我心口。
那是地球的另一頭。
那是，海的另一邊。
我以為豆丁會猶豫。
她沒有。
「我去。」她坐在床上，話接得幾乎不留一點縫，快得讓我心裡一沉，「小柳，謝謝你。我去。」
「豆丁——」
「以恩，這是我能重新看見的唯一機會。」她偏過頭，朝著我這個方向，笑了笑，「你不是老說，要當我的眼睛嗎？我自己有眼睛，不是更好？」
她說得那樣輕。
「妳是不是早就打算好了。」
離別的前一晚，我在她病房裡，把話挑明了。
她不出聲。
「妳怕拖累我。」我聲音抖著，「妳認定妳眼睛瞎了，遲早會變成我一輩子的累贅，乾脆，先走一步。」
「對不對？」
她低著頭，手指絞著被子角，絞了很久，把那一角被子絞出一道皺褶。
「以恩，你還記得嗎，」她忽然開口，聲音很輕，「我跟你說過，我媽。」
我記得。三哥的初戀。生下她跟毓君，然後一聲不響地走了，把兩個還在襁褓裡的孩子，擱在門口。
「我恨了她一輩子。」豆丁說，「恨她說走就走，恨她連半句解釋都不肯留。」
「可是現在，」她抬起那雙蒙著紗布、什麼也看不見的眼睛，轉向我，「我好像，有點懂她了。」
「有時候，留下來，反而是更狠的一件事。」
「與其讓你，陪著一個瞎子，把你那條本來就在倒數的命，都耗在我身上——」
「不如，我先走。」
「妳明明，」我喉嚨發緊，「妳明明跟我說過。」
「妳說，妳往後，不可以答應了會回來，然後不回來。」
「是妳說的！豆丁！」
她身體一震。
她哭了。眼淚從紗布底下滲出來，濕了一小片。
「對不起。」她哭著說，「以恩，對不起。」
「我說話不算話了。」
她走的前一個傍晚，毓君推著輪椅，帶她上了醫院頂樓。
毓君把輪椅停好，卻沒有馬上走。她站在我旁邊，望著自己的姐姐——那張跟豆丁一模一樣的臉上，繃著一種我從沒見過的、死死咬住的痛。
「我比你更捨不得她走。」她忽然開口，聲音壓得很低，「我跟她共著一條命。她去了海那邊，我這邊，會空掉一半，空一輩子。」
「可是我攔不住。」她轉頭看我，眼眶是紅的，「你知道最讓人心慌的是什麼嗎？她一旦下定了決心，連我這個雙胞胎，都讀不出她心裡在想什麼了——她把自己關起來了。跟當年我媽走的那天，一個樣。」
「所以你別怪自己沒攔住。」她別開臉，嗓子啞得發沙，「要怪，就怪我們程家的女人，骨子裡都這麼倔、這麼狠得下心。」
說完，她推開頂樓那扇門，把最後的一點時間，留給了我們。
夕陽很大，把半邊天燒成一爐橘紅。海風從遠處吹過來，帶著鹹味，也帶著一點太陽曬過鐵欄杆的溫熱。
我站在她面前。她看不見這片夕陽，卻把臉迎向那團光，好像要趁最後，把這一點暖，記進骨頭裡去。
「以恩。」她輕輕開口。
「嗯。」
「你還愛我嗎？」
「愛。」我幾乎沒讓她問完，「我這輩子，沒有哪一刻比現在更愛妳。」
她笑了。那笑被夕陽鑲了一道金邊，好看得叫我心裡發疼。
「我也很愛你。」她說。
然後她頓住了。頓得那樣久，久到那輪夕陽，沉下去了一半。
那段沉默裡，我們一起走過的路，在我腦子裡飛快地過了一遍。
路口那個收歹物的雙馬尾，第一次硬塞給我那杯難喝得要命的咖啡。那張我們擠在一塊的琴椅，她替我補上的低音，那句「左手我來，右手你來，湊一雙剛剛好」。
她冰箱裡那包非綠色不可的乖乖。指南宮那道我們吵了一整年、始終沒數完的石階，她說一千兩百，我說頂多八百。她門後那件連吊牌都沒剪的登山外套，她說等報告寫完就穿它，帶我去爬一座山頂會下雪的大山。我們勾過小指，一言為定。
還有每晚十一點，那通誰也捨不得先掛的電話。她在那頭問我「你還在嗎」，我說在，我一直都在。
原來那句「你還在嗎」，是她一直在確認的。到頭來，先走的，卻是她。
我多希望，這段沉默能一直拖下去。拖到夕陽賴著不肯沉，拖到那句我早就猜到的話，永遠爛在她嘴裡。
可是夕陽，還是沉了下去。
「阿恩，」她很輕地，把那句話說完了，「我們分手吧。」
我沒有挽留。
我到現在也想不明白，那一刻，我為什麼沒有挽留。
我只是站在那片橘紅的夕陽裡，看著我喜歡到喘不過氣的那個女生，迎著她再也看不見的光，掉眼淚。
海風很大，吹乾了她的眼淚，也吹乾了我的。
第二天，飛機飛過那片海。
去了海的，另一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