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上高三那年，我搬去台北，跟我爸還有小媽住。
我爸就是當年外遇離婚、丟下我們跑去台北的那個。是他打電話回來的，說台北的學校好考，他那邊有空房間，叫我上去住。他走的時候我還小，這是這麼多年來，他頭一次主動找我。
說來好笑。跟陰兵打過、破過陰宅的局、在烽火台前遠遠看過那個最疼我的爺爺。祂披著一身甲，鎮在那片深得嚇人的黑裡。這些我都扛下來了。真正讓我手足無措的，反而是每天早上，跟小媽坐在那張小小的餐桌前，面對面吃早餐。
「以恩，多吃一點。」小媽夾了顆荷包蛋到我碗裡，笑得有點僵。
「謝謝。」我也笑得有點僵。
我爸躲在報紙後頭，假裝沒看見我們兩個的尷尬。
那場面，比撞見任何一隻惡鬼都難熬。碰到鬼，我有阿無罩、有豆丁教，可這種「家人」之間的生分，沒有一本祕笈教過我怎麼破。
小媽是真的很努力。她不曉得高三生愛吃什麼，就把她猜得到的全擺上桌：荷包蛋、火腿、燙青菜，還有一碗永遠盛得太滿、堆成一座小山的稀飯。有陣子她聽人說讀書要補腦，連著一個禮拜，早上都端一碗黑漆漆的核桃糊來，自己在旁邊守著看我喝，問甜不甜、要不要再加點糖。我說好喝，她就鬆一口氣。那笑裡有種小心翼翼，好像怕一句話說重了，這張才剛拼起來的桌子，就會又散掉。
有一天早上，小媽端上一盤蔥花蛋，蔥切得比頭髮還細，看得出來昨晚在廚房練了很久。我夾了一口，說好吃。她眼睛立刻亮起來，追問是不是真的好吃、蔥會不會太多、下次要不要少放一點，一連串問題，急得不得了。我只好認真點頭，說剛剛好，一點都不用改。她這才心滿意足地坐下，自己那碗稀飯反而涼了大半，一口沒動。
我爸大半時候都躲在報紙後頭。可有一回，我假裝低頭扒飯，從碗沿偷偷瞄過去，看見那張報紙好半天沒翻一頁。他那報紙根本沒在看，眼睛全在偷瞄我們兩個，看這頓飯吃得順不順。那張報紙就那樣停在同一版的頭條，我都快能把標題背下來了，他還沒翻頁。被我逮個正著，他「嘩」地把報紙翻得老響，一口氣連翻三頁，裝沒事。
我低下頭，沒拆穿他。一桌子尷尬的人，誰也不揭誰的底，就這麼湊合著，把一頓早餐吃到底。
這就是我現在的家。一個離了婚又再娶的爸，一個努力想對我好、卻不知道該怎麼對我好的小媽，還有一個頭髮花白、看起來像他們小叔的高三生。
對，我頭髮花白。
為了不嚇著同學，我去把頭髮染黑了。設計師一邊上藥一邊嘖嘖稱奇：「弟弟你這少年白也太嚴重，要不要去看個醫生？」她把我那一頭撥來撥去，「我入行十幾年，沒見過高中生白成這樣的。壓力大喔？平常多吃點黑芝麻、何首烏，睡飽一點啦。」
她講得那麼認真，我差點想跟她說：阿姐，這哪是壓力大。這是我拿命一撮一撮換來的。妳這罐染劑蓋得住顏色，蓋不住底下的帳。
當然我沒說。我只是「嗯嗯」地應著，任她把黑芝麻、何首烏、早點睡，一條一條地開給我。
我對著鏡子，看那個染了黑、卻怎麼看都比同齡人老上一輪的自己，笑了笑。
算了。能站在這裡照鏡子，已經是白撿的。
搬進台北那個家、收拾房間的時候，我在衣櫃頂上一個舊紙箱裡，翻出過一本線裝的族譜。封皮脆得一翻就掉屑。
我爸姓張，那是張家的譜。我卻姓許，從小跟著我媽姓的，就是奶奶守著那間神明廳的許家。這本譜裡，大概根本沒有我這一筆。
本來沒當一回事。翻到中間，我停住了：有那麼兩三頁，紙色跟前後對不上，像是被人整張撕了、又重新補寫回去的；上頭幾個名字，被墨塗死了，塗得極用力，連紙都戳破了一個小洞。補寫那幾行的筆跡，也跟通篇的不一樣。
我拿去問我爸。他從報紙後頭抬了下眼，瞄了那本譜一秒，又縮回去。
「你阿公弄的。」他說，語氣很淡，「他那一輩，講究多。別去動它。」
我「喔」了一聲，沒再追問。那時候我滿腦子是學測、是豆丁、是我那截一天短過一天的陽壽。
我把它塞回紙箱，擱回衣櫃頂上。
通勤很累。
家在台北市區，我那間高中卻遠得要命。每天天沒亮就得出門，擠捷運、轉公車，到學校時，制服都被擠出一身汗，瀏海黏在額頭上。晚上回到家，常常已經十點多。
換成以前的我，大概要怨天怨地，罵這條路、罵這班車、罵這條命。可是現在，我坐在搖搖晃晃的末班公車上，看窗外的路燈一盞盞往後退，心裡竟然是一種說不上來的踏實。
沒有鬼跟著我。沒有好兄弟在耳邊吵著要頭。沒有哪一盤局，正在某個我看不見的地方，磨著我家的人。
阿無站在車尾，像個不出聲的護衛。自從歸位以後，祂平常不太現身了，只有在我累到睡著、快坐過站的時候，才伸手推我一下。初一縮成一團黑白，趴在我膝蓋上打呼，口水流了我一褲子。
這條路線我熟到閉著眼睛也走得。第三排靠窗那個位子，坐墊破了一角，露出裡頭發黃的海綿；司機大哥每到某個紅燈就要嘆一口氣，順手把收音機轉到播老歌的那台；過橋的時候，整條河的燈會一下子全湧進窗子，亮個十幾秒，又一下子全黑掉。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，我以前根本沒空去留意。現在我有空了。有空到，能為了一條河的燈，多醒那麼一會。
就只是一個累了一天、想回家睡覺的高三生，和一輛開往家的末班車。
每個月，我還是會回去看我媽一次。
她現在住在一間安養院。那盤局我破了，她的病沒再惡化，可是那十幾年被磨掉的神智，到底是回不來了。
我握著她的手，跟她講學校的事，講台北的事，講豆丁的事，講那個潑辣、煮飯很好吃、動不動就把我敲出一頭包的女孩。她睜著眼，偶爾看我一眼，那眼神空空的，從我臉上飄過去，又飄回窗外那片天。
我沒跟她講的，是這一頭白髮，是我剩下不多的陽壽，是這雙眼睛替她扛下的那盤局。
其實，只挑好的講、把苦的自己嚥下去，這一套，我不是這幾年才學會的。
我很小就會了。那時候她的神智還沒被磨得那麼糊，我放學回家，她還會抬頭問一句「今天怎麼樣」。學校裡那些嫌我髒、嫌我邪、繞著我走的日子，那些被好兄弟跟得全身發毛、躲進廁所發抖的下午，我一件都沒帶回過家。
我總是把書包一放，扯開一個笑：「媽，很好。沒事。」
她信了，就安心地低下頭，繼續挑她的菜。我要的，就是她那一低頭。
現在她連「今天怎麼樣」都不會問了。可我還是只挑好的講。這習慣，這輩子怕是改不掉了。
她還是不認得我。
可我，已經不像從前那樣，難受到喘不過氣了。
「她認不認得你，不要緊。」我奶奶說過，就是那個風水師口中、連我家底細都不敢跟我提的奶奶，「要緊的是，你還認得她。」
每次去，我都幫她把窗台那盆茉莉澆一次水。那是她年輕時最愛的花。聽奶奶說，我媽出嫁以前，房間窗台上，總是擺著一盆。
她早就忘了那是什麼了。可我記得。
我把茉莉挪到她看得見的地方，雖然我知道，她大概，也是看不見了。
豆丁比我早一年，已經上了政大。
她在學校後山租了間小套房。每次放假我上去找她，都得爬一段要人命的坡，爬到我這條短命的腿都在抗議。
「學姊，」我喘著氣爬到她門口，「妳住這麼高，是想去當山神嗎。」
「閉嘴。」她開門，劈頭塞給我一杯剛煮的、難喝到不行的咖啡，「喝，補充體力，等下帶你去爬指南宮。」
「我們約會就不能挑個平地嗎……」
「不行。」她雙馬尾一甩。上了大學，她把頭髮燙了點彎，可那股潑辣勁半分沒變，「平地哪有山上的貓空好玩。」
我們就這樣，一個禮拜見一次。平常各忙各的，她忙她的大學、社團、報告，我忙我的學測。到了假日，我搭一個多鐘頭的車、爬一段要命的坡，去她那座山。她煮一頓好吃的飯給我，我們窩在她那間轉個身都困難的小套房裡，看一部租來的爛片，爭指南宮的石階到底有幾階，她一口咬定一千兩百，我說哪有那麼多，頂多八百。誰也不服誰，講好下次一起數清楚。結果每次都一樣：爬到一百出頭，其中一個就會數岔，怪對面害的；吵起來，罵完，回頭重數；數到氣喘吁吁，索性坐在石階上喝水，把「到底幾階」這件天大的事，又擱到下一次。
到現在，我還是不知道指南宮有幾階。我猜我這輩子，都不會知道了。可我一點也不遺憾，因為每一次沒數完，都表示還有下一次。
她那間套房，小歸小，東西卻塞得滿坑滿谷。書桌堆著永遠寫不完的報告，牆上釘一張貓空纜車的路線圖，門後，掛著一件深藍色的登山外套。
那件外套，是她自己存錢買的，防風防水，領子還能翻起來擋雪，貴得她心疼了好幾天。買回來卻一次都沒穿過，就那樣掛在門後，連吊牌都還沒剪。
「妳這外套買來供著喔？」我第一次去，就指著它虧她。
「等我把手邊這堆報告寫完。」她瞪我一眼，語氣卻軟軟的，眼睛望著那件外套，「寫完，我就穿它，帶你去爬一座真正的大山。要走一整天、山頂上會下雪、能看到雲在腳底下的那種，可不是指南宮那種散步路線。」
「一言為定。」我說。
「一言為定。」她伸出小指，跟我勾了勾，「你可別到時候腿軟。」
那件外套，就這樣，一直掛在門後，等著一份永遠寫不完的報告。
冰箱裡固定放兩樣：一手她愛喝的麥茶，跟一包我愛吃的乖乖。而且非得是綠色的不可。有一次我嘴饞，買了包藍色的擺進去，被她發現，當場臉都綠了，比那包乖乖還綠。「你想害我報告當機是不是？」她把那包藍乖乖夾出來，丟得遠遠的，「綠色的才保平安，這是常識！」我笑她堂堂一個收歹物的，居然信這種東西。她回我一句：「你一個能看見鬼的人，有什麼資格說我迷信？」我就閉嘴了。
她講話，一向這麼有道理。
有一個禮拜天，我記得特別清楚，因為那天，什麼事都沒發生。
她趕一份永遠寫不完的報告，我在她那張小書桌的另一角啃學測題。整個下午，只有鍵盤聲、翻書聲，跟她偶爾罵一句「這教授有病」。中午叫了便當，她嫌難吃，把裡頭的滷蛋夾給我，自己扒白飯。
寫累了，她趴在桌上睡著，口水沾濕了一角講義。我沒叫醒她。就那樣看著她睡，看著窗外的雲，從這頭飄到那頭。
那天，我沒看見任何一隻好兄弟。沒有局、沒有煞、沒有要還的帳。只有一個趕報告趕到累趴、直接睡倒的女生，跟一個在她身邊、第一次覺得「無聊」原來這麼奢侈的我。
傍晚下山，剛好碰上一場太陽雨，我們被困在山腳的騎樓下。她沒帶傘，我也沒帶，兩個人就站在那裡，看雨珠一顆顆打在貓空的纜車線上，串成一條線，又斷開，誰也不急著走。
「以恩，」她忽然說，「你會不會覺得，我們現在這樣，無聊死了。」
「會啊。」我說。
「……你還真誠實。」
「無聊死了。」我望著那片雨，「無聊到，我希望它，一直這樣下去。」
她沒接話。可我感覺到，她的手，在外套口袋裡，悄悄勾住了我的小指。
我們有個誰都不知道的儀式。
每天晚上十一點，不管多累，都要通一通電話。多半沒什麼好講的，她念她的書，我念我的書，兩個人把電話擱在桌上，誰也不掛。偶爾她抬頭問我一題，偶爾我抱怨一句考卷，更多時候，是兩邊的翻書聲、筆尖聲，隔著一整座城，疊在一起。
那些電話，講的全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。她的組員、她排三次隊才買到的鹹酥雞、後山那隻天天來蹭她窗台的野貓；我的班導、考差的那三分、補習班隔壁那個抖腳抖得我想揍人的同學。沒一件事要緊。要緊的是電話那頭有人在聽，會在我講到一半的時候「噗」地笑出來，會在我抱怨完之後嗆我一句「活該」。
「喂，」有天半夜，她忽然出聲，「你還在嗎？」
「在。」我趴在桌上，快睡著了。
「……沒事。」她說，「確認一下。」
「我在。」我把電話往枕頭邊挪了挪，「妳念妳的，我陪著。」
那一晚，我們就那樣，開著電話，各自睡著了。隔著一座城的燈火，像睡在同一片屋簷底下。
還有一次，她期中考那週壓力大到失眠，我翹了一個下午的課，搭車殺去政大，就為了塞給她一杯她最愛的、難喝的黑咖啡，跟一包乖乖。
「你瘋了？」她瞪我，「來回三小時就為了送這個？學測不念了？」
「念啊。」我把乖乖拍在她桌上，「在妳旁邊念。」
那個下午，我坐在她那間小套房的地板上啃題目，她在書桌前趕報告，誰也沒多說一句。可我看見，她那繃到不行的肩膀，鬆了下來。
偶爾，三哥也會把我們一票人叫回廟裡，名義上是「看看大家」，其實就是蹭一頓飯。
三哥這人，破局的時候拿命去墊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平常卻摳得很。叫我們回去，菜是豆丁煮、米是廟裡的香油錢買，酒倒是他自己掏腰包，一瓶接一瓶，喝到臉紅脖子粗，開始講那些我們聽過八百遍的當年勇。
那頓飯吃得亂七八糟。三哥喝多了開始唱歌，初一被吵得從我頭頂跳下來，蹲到桌子底下偷叼香腸，被豆丁逮個正著，一人一獸在桌底下搶，搶得鍋碗瓢盆叮咚亂響。
我夾了塊三哥最愛的滷豬腳到他碗裡，他愣了一下，瞪我：「幹嘛，討好我？沒用，工錢一毛不能少。」
「沒事。」我說，「就……謝謝。」
三哥沒再多問。他「嘖」了一聲，把那塊滷豬腳塞進嘴裡，含含糊糊地說：「吃飯。話那麼多。」
那一頓，從天黑吃到月亮爬上廟簷。沒有局、沒有煞、沒有誰要去拿命還誰的帳。吵死了。可是我那晚回家的路上，一直在笑。
「以恩。」那天夜裡，我們並肩坐在她租屋處的小陽台上，望著山下台北的萬家燈火。
「嗯？」
「你說，」她把下巴擱在膝蓋上，聲音輕輕的，「我們往後，會不會就這樣，一直平平淡淡地，過下去？」
我側頭看她。夜風把她的頭髮吹得有點亂。山下的燈火，落在她眼睛裡，亮亮的。
我見過太多想要卻要不到、想抓也抓不住的東西。所以我比誰都清楚，眼前這個女生、這片燈火、這個無聊的夜晚，有多難得。難得到，我有點不敢去想「以後」。
「會。」我伸手，握住她的手，握得緊緊的，「我跟妳保證，一定會。」
她笑了。
那晚下山的時候，我回頭望了一眼她租屋的方向。
不知道為什麼，初一忽然在我頭頂，動了一下。
祂那雙金色的眼睛，直望著遠處那條盤山而下的公路，喉嚨裡，滾出了一聲我從沒聽過的低鳴。
我順著祂的目光，望過去。
那條公路空空的，路燈一盞接一盞亮著，蜿蜒著，沒入山的黑裡。什麼也沒有。
我揉了揉祂的頭，轉身上了末班車。
車門在我背後，「嘶」地一聲，合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