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陣子我們到處跑，難得有一個禮拜天什麼地方都不用去。
三哥一早喝到臉紅，坐在藤椅上跟我們講一間麵店。
「那家的乾麵，我吃了二十年。」他比手畫腳，「肉燥自己炒的，外面買不到那個味道。」
「在哪裡？」
他從口袋裡摸出一張發票，翻到背面，用原子筆寫給我們：
火車站出來，看到一棵大榕樹左轉，過郵局，第三個紅綠燈右轉，巷子底。
「就這樣？」
「就這樣。」他把發票塞給豆丁，「走錯不了。」
火車站出來，沒有榕樹。
我們在站前繞了一圈。有一棵矮矮的樹，樹皮光的，怎麼看都不像榕樹。
「這是什麼樹。」豆丁問。
「不知道。」
「你不是招陰體質嗎。」
「招陰又不是認樹。」
我們在那棵樹底下站了大概十分鐘。豆丁說有三種可能：榕樹砍掉了，我們走錯出口，或者三哥記錯。她自己覺得最後那個機率最高，可是那樣就沒得走，所以我們決定先當作走錯出口。
郵局也不在了。
那個位置現在是一間手機行，門口擺兩支立牌，裡面在放音樂。可是牆上還看得出以前的字，油漆蓋過去，日子久了又浮出來，淡淡一個「局」字，掛在冷氣機旁邊。
「這算不算過郵局。」我問。
「算。」豆丁說得很篤定，「精神上有過。」
我們從那間手機行開始數紅綠燈。數到第二個，那個路口的燈在閃黃燈。
「這算一個。」我說。
「閃黃燈不算。」
「它有燈啊。」
「紅綠燈要有紅的有綠的。」豆丁站在斑馬線前面，很認真地跟我講道理，「它只有黃的。黃的那個是叫你小心，沒有在指揮誰。」
「那它掛在那裡幹嘛。」
「提醒你小心。」
「所以我小心地把它算成一個。」
我們在那個閃黃燈底下吵了大概八分鐘。旁邊等紅燈的機車換了三批。最後豆丁說，那我們分兩條路走，誰先找到誰請客。
我說不行，我們只有一張發票。
她想了三秒，說：「那算一個好了。」
第三個紅綠燈右轉，巷子底，沒有麵店。
那裡是一間車行，鐵門開一半，一個大哥蹲在地上修機車。
我走過去問。豆丁站在後面五公尺，假裝在看牆。她從剛才就不肯開口問人，說問了就輸了。
「大哥，這附近有沒有一間賣乾麵的麵店。」
大哥拿板手指了指外面：「有啊。你出去左轉，看到一棵大榕樹右轉。」
我站在那裡三秒。
「大哥，」我說，「那棵榕樹是不是被砍了。」
「對啊。」他說，「前年砍的。」
後來是初一帶我們去的。
祂在我頭頂聞了半天，說本大爺聞得到肉燥味，往東北方三百步。我們照著走，走到一間便當店。
「這裡沒有麵。」我說。
「有肉燥。」祂說。
「這是排骨飯。」
「排骨飯上面有肉燥。」
我們吵不過一隻虎爺，就在便當店吃了排骨飯。排骨有點乾。豆丁把她那顆滷蛋夾給我，說她不喜歡蛋黃。
那頓飯普普通通。
我們吃完走出來，抬頭就看見那間麵店。
就在斜對面。
鐵門拉下來的，上面貼一張紙，紙都黃了：禮拜天公休。
豆丁走過去，看了那張紙很久，抬起腳，很輕地踢了一下鐵門。
鐵門「咚」了一聲。
「我們走了六公里。」她說。
回程的公車，一個小時一班。我們到站牌的時候剛好錯過。
那個站牌下面沒有椅子，我們坐在旁邊的花台上。太陽很大，花台是熱的，坐一下就得換邊。
豆丁把發票拿出來，翻到正面，掏出手機對號碼。
「沒中。」她說。
「一塊都沒有？」
「一塊都沒有。」她把發票摺起來，塞回口袋，「這張留著。」
「留著幹嘛。」
「證據。」她說，「下次三哥再報路，我拿這個給他看。」
「妳還要再來喔？」
「當然要。」她把腳伸直，鞋跟在地上敲兩下，「我今天不是為了吃麵來的嗎。」
我沒說話。
我們就那樣坐在花台上，看著對面那間鐵門拉下來的麵店。太陽一點一點斜過去，把電線桿的影子拉長。初一趴在我大腿上打呼。豆丁把手撐在後面，仰著頭數天上的電線有幾條，數到第七條就數不下去了，說中間那條跟第五條是同一條。
我說不是。
她說是。
公車還有四十分鐘。